要点

　　中国经济是人到中年成熟的无奈，不是青春期成长的烦恼。

　　中国经济扩张高峰已过，二次去库存自二季度开始，持续到四季度。需求的收缩使得通胀无忧、货币政策回归常态、企业盈利下降，并触发二次探底。

　　过渡刺激激化了廉价货币维系下危险的增长模式的风险，新的三角债出现、收入分配更加不公、资产泡沫三年内无法消化。不仅如此，过渡刺激削弱了市场的自生能力。在二次刺激几无可能，二次政策性资产剥离不存在，以及房地产市场僵滞足以引致经济二次探底的大背景下，“十?一五”规划对节能减排目标的硬约束又使得增长雪上加霜。

　　二次探底后主动型周期可以扩张需求，但不必然使得中国经济走向中周期繁荣，新增需求的时间与空间由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革所左右。

　　人到中年，中国面临着抉择。这既是工业化起飞的宿命，也是长波衰退下低度再平衡去“全球化”的必然结果，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后催化了人力资本价值回归的要求。

　　十字路口的抉择，决定了中国能否在越过贫困陷阱之后顺利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，唯有让利才能解决这个死结。在奥尔森看来，增长的下降并不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与人口红利减少的结果，而是由于分利集团的膨胀对创新的抑制所致。

　　过渡期的增长将以缓解收入分化为主要特征，这将是以让利换取增长以及社会稳定、至少是一个长达十年的周期。

　　制度变革能对冲但不能改变经济下行趋势，中国经济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。变革过程酝酿着政治风险，公共福利诉求加大了社会的稳定成本与财政压力，变革的节奏与力度可能触发资金外流的风险。

　　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，投资的逻辑需要转变。投资分析的宏观背景应该从增长转向分配，从罗斯托延伸到奥尔森。